我先编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,篇数少得很,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、上海的讲演,原就没有记录外,别的也仿佛无散失。我记得起来了,这两年正是我极少写稿,没处投稿的时期。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,离开广东的,那些吞吞吐吐,没有胆子直说的话,都载在《而已集》里。但我到了上海,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,创造社,太阳社,“正人君子”们的新月社中人,都说我不好,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,那时的文字里,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,以表示他们的高明。我当初还不过是“有闲即是有钱”,“封建余孽”或“没落者”,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。这时候,有一个从广东自云避祸逃来,而寄住在我的寓里的廖君,也终于忿忿的对我说道:“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,不和我来往了,说我和这样的人住在一处。”
那时候,我是成了“这样的人”的。自己编着的《语丝》,实乃无权,不单是有所顾忌(详见卷末《我和〈语丝〉的始终》),至于别处,则我的文章一向是被“挤”才有的,而目下正在“剿”,我投进去干什么呢。所以只写了很少的一点东西。
现在我将那时所做的文字的错的和至今还有可取之处的,都收纳在这一本里。至于对手的文字呢,《鲁迅论》和《中国文艺论战》中虽然也有一些,但那都是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的大文,并不足以窥见全体,我想另外搜集也是“杂感”一流的作品,编成一本,谓之《围剿集》。如果和我的这一本对比起来,不但可以增加读者的趣味,也更能明白别一面的,即阴面的战法的五花八门。这些方法一时恐怕不会失传,去年的“左翼作家都为了卢布”说,就是老谱里面的一着。自问和文艺有些关系的青年,仿照固然可以不必,但也不妨知道知道的。